无论 是被自行车轮卷了辫子的光绪，还是为自行车锯了宫殿门槛的溥仪，都没有机会阻止帝国的覆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了帝国的陪葬品。

1896年，租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批评清政府改革不力，以西方人口中的“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做类比，称中国为“东亚病夫”。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为激励国人，将其翻译成，“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联想到中国鸦片泛滥，社会凋敝，国人精神面貌萎靡的现实，这个描述真正切到国人心中痛处，因此广为流传。

1936年柏林奥运会，由69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近三十个项目。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即遭淘汰。中国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之时，当地报刊发表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题为“东亚病夫”。

洋务运动求诸器物，维新变法求诸制度，可是前前后后大半个世纪，为何中华民族依旧积贫积弱？针对国人心中疑问，新文化运动提出新的观点：中国的落后不止于器物和制度，其根源在于国民性。换言之，中国为何挨打？因为你我是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和赵四老爷。

用现代精神来武装国人风貌、树立国人自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1930年，《申报》发表“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宣言：

历史上背负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和创造的中华名族。不幸到了近世，萎靡和颓废，成了青年们普遍的精神病态。我们觉得时代的精灵，已在向我们欢呼，我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伟大的重担肩负起来。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雪东亚病夫之奇耻，革柔弱娇羞之恶名。

世界概念刚刚形成，这颗星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充满未知。环球旅行，在每个国家都是让人精神一振的话题。青年8人，自发组成“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宣称要从上海出发，凭双脚走遍世界，告诉西方人，中国人也有体力，中国人也有探险精神。

潘德明自幼立志闯荡世界，常年刻苦锻炼身体。为此，在南洋高等商业学校读书2年后，他和家人一起开了家西餐馆。一来为环球旅行积攒经费，二来餐馆手艺，通行全球，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可以边探索边打工。

当潘德明看到《申报》的报道，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已经从上海北站，伴随着送行国人山呼海啸的“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高调启程。

通过商务印书社拿到介绍信，潘德明匆匆出发，追赶步行团的脚步。当潘德明在杭州赶上步行团，炎热和每日50华里的行程已经让其中的2人却步。当步行团离开厦门，又退出两人。

在南洋，步行团收到当地华人热烈欢迎。南洋华裔，创业艰苦，饱受歧视，事业越是成功，对祖国的拳拳爱国之心越是浓烈。对于步行团的捐款和资助价值惊人。在越南西贡，依靠捐助，潘德明拥有了一辆英国“兰瓴牌”自行车。不过，温柔乡里，步行团步伐停滞，裹足不前，这令潘德明颇为不满，最终离开团队，一人一车，独自上路。

当时报纸对于潘德明环球骑行的报道

孑然一身的潘德明立刻遇到麻烦。民国政府新加坡领事不予签证放行。原因是近代以来已有多位华人青年，宣称环游世界，展民族气魄，却总在南洋转圈，骗完南洋侨胞巨额的捐赠，就回家了。

想到此处，潘德明用力握紧自行车的手柄，双手因用力而发白。“是啊，这样的民族，谈何富强”。

在得到一系列帮助之后，潘德明继续自己的环球旅行。前人骗财的行径、今人怀疑的眼光，令他愈挫愈勇。在丛林依靠拼命敲打铜锣吓走老虎，在沙漠迷失方向死里逃生。最九死一生的时刻是在圣城耶路撒冷，潘德明遭遇强盗，除了一本“旅行日志”，一无所有。

也是在层层磨难中，在一个人的孤独里，伴着悠长的转轮声，潘德明把这场旅行的意义看的更加清晰。

在印度，潘德明得到诗人泰戈尔、圣雄甘地的热切欢迎。一路上，波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礼萨汗、“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将军、保加利亚国王、法国总统和总理、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都先后接见了他。在德国，希特勒为潘德明作肖像画一副。

正如希腊首相维尼齐斯所说：“潘先生，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觉醒和力量！”中国一介平民收到各国政要、时代名人亲自接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驻法公使顾维钧主动联系了潘德明。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并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外交家引荐他见了张学良。不久前，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少帅”不战而退，成为全国罪人，以治病为名蛰居法国，悔恨交加。面对潘德明“为国环球”所展现的自强和不屈，心情尤其复杂，于是命人拿来笔墨，为潘德明题下“壮游”二字，鼓励后者“一鼓作气环球世界，为中国人争气”。

接过张学良赠予的欧罗巴游轮的船票，潘德明壮游的足迹去到当时世界最有生命力的美国。

罗斯福总统共接见潘德明两次，并邀请他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彼时，福特汽车如日中天，不仅是美国制造业的明珠，也是人类最强生产力的代表。福特送给潘德明一个小盒子，装着生产福特汽车的12种原料。打开一开，皆是铁矿砂、石英石等寻常之物。

潘德明想，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只要国人觉醒，谈何不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貌广阔，蕴藏丰富，可惜人迹罕至，资料奇缺，于是暗暗立志，回国后，骑行青藏高原，丈量祖国。

“勇猛精进，奋起直追，雪‘东亚病夫’之耻”，“为国环球”，期间，南洋的报纸一直以激越的口吻报道这场征程。

1936年6月10日，潘德明历时七年，完成异国万里，踏遍五洲的壮举，回到祖国，经广西、云南，再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

英雄归来，迎接他的本来应该是鲜花和掌声。然而，就在他回到家中的次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势如破竹，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潘德明作为中国骑行始祖的壮举，再也无人提起。

一个一车环游世界，可以展现国人风貌，却无法扭转中华民族的危亡。好似寒冬里的一株蜡烛，有所光亮，但是若要凭此取暖，显然奢谈，摇曳的时代，一阵风过，蜡烛就熄灭了。

动荡局势，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梦想探索青藏高原。他将余款捐出，做抗日之用。改命潘子明，从此往事休提，娶妻生子，平静生活，成了邻居口中“菜场里面刮鱼鳞的糟老头”。那陪伴他南征北战穿越五洲，会见各国政要的自行车在另一个角落，落灰，生锈，化成废铁。当南洋华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向他打听一位叫做“潘德明”的民族英雄，他只淡淡说道，你们要找的人已经死了。

1976年，上海市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里，潘德明安静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