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超那句“未来酷派将扎根美国”的话音还没落地，就被罢免了CEO的职位。

为酷派编织“扎根美国市场”梦想的蒋超，应该完全意想不到，当他1月11日在美国CES 2019上对媒体畅谈“吸引美国基金加入、实现酷派美国团队本土化”时，酷派集团董事会同样在北京时间11日下午召开会议并决定：罢免蒋超的所有职务，包括酷派及所有附属公司。

曾见过很多手机企业“请走”CEO（或是其他CXO），但是主动辞职和被罢免真的是两重天。被酷派集团罢免，意味着蒋超与酷派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极不和谐的地步。而他也只能在第二天对此表示“青春无悔、并无遗憾”。

2019年伊始，加入酷派17年的蒋超，成为国内手机行业第一位被扫地出门的CEO。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他要默默地为目前已经处在谷底的酷派业绩，背上沉重的“锅”。

在全球智能手机增长放缓的衰退大潮中，蒋超不是第一位背锅侠，更不会是最后一位。细数这一两年手机行业的背锅“CXO”，我们竟然发现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的经历都隐现出不少相似的规律。

临危受命，无力回天的17年老兵蒋超

在酷派那份延迟许久的2017年财报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份堪称“惨烈”的数据：2017年全年总营收33．78亿港元，较2016年下滑57．61％，年内亏损27．23亿港元，较2016年同比减亏38．13％；截至2017年底，资产负债比率为80％（2016年为58％）。目前，酷派集团停牌已经超过21个月，停牌前酷派股价为0．72港元，市值为36．2亿港元。

根据港交所最新的退市制度，对于连续停牌超过18月的上市公司，港交所有权利行使“摘牌”的动作了。这也表示，酷派目前被摘牌的风险极大。但是2017年至今酷派呈现出的惨状，是因为蒋超能力不够吗？恐怕并不尽然。

根据财报透露，目前酷派集团的主要营收业务依然依赖于销售移动电话及配件，营收占比高达96．62％。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的额营收中，酷派的海外业务已经超过国内，这也是蒋超一直在鼓励走出国门、发力海外市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次海外对国内市场的超越，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下滑得太快。

担任CEO之前，蒋超被外人熟知是因为其曾在360、酷派、乐视三角恋关系期间，与360掌门人周鸿祎的几场口水仗。随着“三角恋”的结束，蒋超也不再被外界所关注，直到其在2018年初临危受命——接替刘江峰担任酷派CEO。

2017年8月，由贾跃亭任命的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黯然离开，随后蒋超接任CEO。当时的酷派已经处在市场边缘，长期负责酷派财物及行政事务的蒋超上任后对公司进行了紧急止血，包括在公司财务方面着手改善，对亏损业务进行了整顿。根据酷派公布的2017年末期业绩公告显示，酷派已采取若干措施减缓流动资金压力及改善集团的财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积极与银行磋商，以确保集团银行贷款于到期时获重续，偿还到期负债。

此外，酷派还通过裁员、卖地等方式展开自救。财报显示酷派集团2016年拥有雇员4504名员工，而截至2017年底员工仅剩1421名，裁减幅度超过三分之二；地产业务方面，2018年7月25日，酷派订立协议以1．18亿港元出售其位于深圳的投资物业；7月30日，酷派又订立协议以1．2 亿港元的现金代价出售其一家全资附属公司的80％股权，而该协议项下有一幅地块。

当然，这些举措对于酷派集团而言，更多只是起到“续命”的作用，并没有在2018年解决酷派最核心的问题。

手机业务的疲软是拖累酷派走入谷底的主要原因。目前酷派的三大主营板块分别为销售移动电话及配件、无线应用服务和融资服务。其中销售移动电话及配件占绝对的主力，营收占比高达96．62％。但是，酷派在手机市场的表现是持续低迷的，整个2018年，酷派只推出了面向低端市场的新机。目前线上市场推出的主力机型酷玩8，从去年12月发布至今，在京东方面的用户评论也仅仅只有7200＋，这一个多月时间可是包含了新年销售高峰，不足万条的成绩可谓惨淡。

或许，目前酷派手中最有价值的业务就是其早期的土地资源积累。酷派目前的第一大股东威日创投，看重的可能正是这些土地资源。据第一财经报道显示，“威日创投背后很有可能是京基地产的资本力量”。当年这位地产背景的大股东为什么愿意接手贾跃亭抛出的酷派股份，答案显而易见。

因此，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如今酷派的大股东看重的或许并不是通讯技术和手机产品的市场表现，这确实有一些讽刺。如今，蒋超作为“背锅侠”被扫地出门，但酷派依然没有解决目前面对的实质问题。1月17日新上任的执行董事、行政总裁陈家俊能力挽狂澜吗？这位27岁的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前任总裁，又将为酷派带来哪些新气象？

回过头来再看老将蒋超，或许在接任CEO之时就已经注定了命运轨迹。酷派管理层显然没有太多耐心等他完成所谓的海外成长。而纵观整个手机行业，缺乏耐心的不只是酷派，众多的CXO级别的“背锅侠”各有苦衷，或许也都有着太多的无奈。

善打文化牌的杨柘：14个月就被“否”掉

现任魅族CSO杨柘，此前在TCL的经历也充满着类似的无奈，短短14个月的时间他便从走马上任变为黯然离开。

杨柘其人，在国内智能手机领域绝对算的上是一号知名人物，职业履历也相当光鲜。入行于摩托罗拉，1996年至1999年任职于苹果（主导了iMac在中国上市）。后加入三星，任三星中国区CMO。在三星的9年，杨柘带领三星实现了销量成倍增长，从中国市场第七冲到第一。2012年杨柘加入华为，三年的时间杨柘成功实现华为的品牌升级，迈入了高端市场。

但这样一个拥有十几年市场经验的老兵，却在TCL迎来了首次滑铁卢。2015年10月，杨柘出任TCL通讯中国区总裁。当时的TCL通讯在全球范围内虽然拥有一定的出货量，但绝大多数都是阿尔卡特在海外市场低端机和功能机的成绩。在国内市场，TCL通讯并没有被市场认可，TCL集团引入杨柘的首要目的，也正式改善TCL通讯在国内市场孱弱的表现。

擅长打文化牌的杨柘入职TCL之后，改革的动作同样迅速。杨柘为TCL通讯推出那句著名的slogan“宛如生活 Tout Comme La Vie”，试图以此改变TCL通讯在国内用户中的固有形象。

当时TCL的主力机型750在市场和广告方面的投放也是一点都不含糊，机场、车站等人流聚集的地方随处可见其大幅海报。这也是杨柘为了提升TCL品牌调性的重要举动，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想要摆脱此前用户固有的老派印象，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需要的不仅是时间，还要有TCL整体资源的支持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