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

（正文1．2万字，阅读时间约15－20分钟）

疫情造成的乱局尚未结束，俄乌冲突又让世界陷入一场危局。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由此引发的物资短缺、恶性通胀、金融动荡在主要国家继续肆虐。美国的核心通胀水平几乎创半个世纪新高，新兴国家的情况更糟。各国以经济安全的名义打贸易战、相互卡脖子，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国际贸易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GVC）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几乎“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对这样的严峻局势，继扶贫、环保、风险三大攻坚战后，中国需要重视第四场战役：供应链安全保卫战。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欧美国家早在前两年就开始重视维护供应链的稳定，但依然出现了由于供应链不畅和断裂造成的短缺和通胀。中国经济当前要同时实现高质量和稳增长目标，兼具共同富裕和双碳目标重任，已经很难再沿袭过去总量型的刺激政策，必须从宏观视角转向中观产业链、供应链视角，挖掘链式经济的产业纵深，特别要重视作为“链长”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链条上的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最终实现价值链的集约式、高质量发展。

这意味着在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上，来一次深刻的重构。“宏观要稳”越来越离不开“微观要活”和“中观要深”。只有中观层面的供应链产业链树大根深，宏观经济才能在惊涛骇浪的全球危局中岿然不动、行稳致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尤其是一些已经发展多年，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深耕已久，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以一己之力可以带动千百个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达到树大根深状态的龙头企业。这些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风吹雨打、大风大浪的制造业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累的宝贵财富。这些“老兵”，应该在这次供应链安全保卫战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其中，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尤为关键。以龙头企业牵头搭建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可以更好地发现、搜集、挖掘、整合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信息和数据，站在“链”的高度俯瞰上中下游的采购、生产、物流、交付、分销、存货和订单管理等连续过程，对短缺、过剩、价格波动、外在风险等影响和破坏供应链的冲击，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仿真模拟等技术及时做出监测预警和快速制定应急预案，实时保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而从国家层面，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算力逐渐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算力安全也就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算力行业供应链的稳定变得举足轻重。PC、服务器等硬件设备，是算力行业的基础设施，在疫情叠加地缘冲突的全球乱局下，要保障算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算力设备的提供商如华为、联想等龙头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事实上，全球各国都极其重视数字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和数据安全中的应用，最近几年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能力也大幅提升。世界知名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独家采用跨行业评价供应链能力的方法选出2021全球供应链25强，其三个评价标准之一就是“数字化优先的供应链”，中国的企业有阿里巴巴和联想集团入选。阿里巴巴搭建的数字供应链平台，有5万多家中小企业加入，100多个算法模型，算法精准度超过70％，可以提供自营零售、平台模式、国际化和渠道分销等多个解决方案。联想集团是中国唯一上榜的高科技制造企业，Gartner认为联想集团在复杂的大环境下，能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保持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并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优质的客户体验。联想连续7年能得此奖，离不开在数字化创新方面的巨额研发投入，2021／22财年第三季研发投入达到35．1亿元，同比增长38％。同时也得益于卓越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和算力安全保障能力，联想集团最新财季的营业额历史性地突破200亿美元，净利润40．9亿美元，同比增长62％。可见，在全球大动荡的环境里，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来说“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图1 2021全球供应链25强，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与联想集团入选

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中，一直维护着主要商品物资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成为疫情以来全球生活日常和必需用品的主要供应商。2021年货物出口额达到27．3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这个数字背后，是众多龙头企业的保链稳链行动，这些企业既有像中建、中电、中铁等大型国企代表的国家重器，也有像华为、联想、吉利等优秀的制造业民企。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套资源”，立足于内循环维护着国内的就业和供应链安全；他们遍布在全国的制造业基地（比如华为在东莞、杭州等地，联想在武汉、合肥等地的生产基地），一方面维系着千百万人的就业，另一方面关联着千百家的中小企业，并利用大企业的研发优势带领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他们和无数个中小企业一起，正站在全球大乱局下“中国供应链保卫战”的阵地前沿。

一、疫情尚未结束，战争烽火又起，全球正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为“百年未有之大乱局”

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可怕的两件事情，无疑就是瘟疫和战争。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很不幸，这两大悲剧同时在这两年发生：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还没散去，今年刚开始不久，战争的烽火却再度点燃。专家们普遍认为，今天的地缘冲突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的最大乱局。疫情叠加战争，也可以说是百年、千年未有之大乱局、大危局。

从“变局”演进到“乱局”、“危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从来不是风平浪静、安然过渡，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和治理体系，正在面对近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深层解构，但是新的秩序又远未建立起来，全球治理体系处于一个“断层”和“真空期”。过去几年的特朗普主义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他在位期间奉行美国至上、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等政策，全面退出国际事务，甚至拖延联合国费用，扬言退出联合国。这意味着二战来围绕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遭到严重动摇。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已经处于一种衰退状态，选票政治、否决政治、官僚利益集团等问题，严重侵蚀了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治理机制，政党分歧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这些内部问题的外溢，加上疫情将各种问题加速暴露，大变局终成大乱局。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选民不满选票结果冲击国会山和白宫，就是其政治衰退和种族冲突等种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地集中爆发。

而在经济金融层面，全球的变局更大，导致的乱局也更为严重。次贷危机已经开辟先例，疫情之后更甚的货币大放水、债务大爆炸，在全球呈现出没有底限的态势，严重扭曲了大缓和时代市场经济的根基。尤其是那些掌握货币霸权的国家，他们凭借本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肆意印钞，却将资源的过度消耗、碳的过度排放、大型通胀和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泡沫问题等输出到全球，加重了一些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不够达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和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资产泡沫带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作为社会稳定压舱石的中产阶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重伤害，这无疑加剧了阶层矛盾的激化，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些内部问题的外溢，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主义。这意味着，国家、种族、宗教意识的浓厚觉醒，而这又是激进主义行动的基础，将带来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和冲突。地缘政治由此激化，以战争形式出现的俄乌冲突不过是上述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典型表现。

经济层面的全球大乱局，典型的表现有两个：一是大型通胀，物价普遍上涨，普通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大缩水。俄乌冲突又进一步拉高了原油、粮食等事关日常生活用品的基本原材料价格，这对通胀来说无疑更是火上浇油。二是供应链不稳定甚至断裂，日用商品和必需物资不能连续、按时供应，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都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大通胀和供应链不稳定，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全球大乱局，进一步诱发社会冲突、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关系的恶化，使得大乱局更加混乱。

中国早在多年前就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清醒的认识，疫情以来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外双循环格局体系，将各项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安全，发挥作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同时全力整顿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全球大乱局中的经济社会稳定。但是，当前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三重压力”：供给冲击、需求收缩与预期转弱。中国应该理性冷静地认识当前的全球局势，在大乱局中保持战略定力，一定要坚持保卫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条生命线不动摇。这是全球大乱局下，中国经济需要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

二、乱局之下，原本精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变得脆弱不堪，保卫供应链安全就是保卫经济安全；其中保障算力安全，重视PC、服务器等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稳定，是当前面临的新任务

通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造世界范围内分工体系的全球价值链（GVC），是现代经济的一大创举。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国。一件原本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全球化体系中可以在任何一个世界角落里，找到具有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的生产商进行生产，这无疑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大型工业产品比如汽车、飞机，以及电子产品的零件和工序日益复杂，产业链分工也日益精细，产业链供应链被不断解构、拉长，中间品占比不断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精致，生产效率也越来越高，当然，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比如生产一个小小的手机，一个手机品牌的生产在全球化背景下涉及到上千个供应商，分布在超过三十多个国家。比如苹果手机的原材料及零件供应商共777家，来自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365家（其中包括位于我国台湾的35家）。而每个供应商背后又有数家生产工厂，共同构建起一套具有网状结构的供应链体系。对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这种特征更加明显。拿华为来说，在全球拥有13，000家供应商，供应链遍布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地区。2018年全年采购支出达700亿美元，其中约110亿美元零部件来自于高通、博通等美国芯片供应商，同时也包括微软和谷歌安卓等美国软件服务公司。华为同样也是这些海外供应商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疫情前华为每年采购高通5，000万套芯片，采购金额占到高通总收入的比重接近10％。再拿2021年PC出货量（8193万台）、PC市场份额（23．5％）均位列全球第一的联想来说，虽然生产的主场在中国，但是也是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以联想产品ThinkPad Carbon笔记本电脑为例，129个零部件如电池、键盘、主板、存储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销往177个国家和地区，使得海外市场创造了大部分的营收，但就业、税收、外汇等留在了国内。

图2 全球PC出货量TOP5

然而疫情之后原本精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开始变得脆弱不堪，再加上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卡脖子、相互制裁等，供应链的稳定更加成问题，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甚至演化成了一场供应链危机。当前，俄乌冲突硝烟密布，原油和粮食价格持续飙升，也从上游原材料端对整个供应链、价值链产生严重的扰动。在这个背景下，各国的产业链导向开始从疫情前的追求品质和效率，转为疫情后的追求安全和稳定，将维护供应链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乱局，世界主题已经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不是唯一的主题，冲突和安全日益成为各国的首要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布局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对单一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风险，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某种重要和关键物资的供应出现问题，势必会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重大的冲击。

第二，疫情、战争、自然灾害、地缘冲突等种种不确定性事件频发，各个国家必须建立起足够稳定的供应链体系，才能有效抵御各种外部风险。比如中国疫情初期，各地在防控政策要求下停工停产，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和出货，造成很多国家的重要商品出现断货，一些超市还出现了抢购。还有去年冬天欧洲很多国家，在自然灾害影响到新能源发电后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不仅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重要冲击。

第三，国家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一方面导致国家间出现贸易战、技术卡脖子、经济制裁等非理性现象，另一方面国内激进主义盛行，一些跨国经营、立足于海外市场、与国际资本紧密合作的大型企业被非议指摘和“扣帽子”，让这些过去响应号召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企业出现战略迷茫。而这些企业往往是连接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它们受到影响后也势必影响到本国的供应链稳定。

第四，数字经济背景下，算力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在当前疫情叠加地缘冲突的全球乱局下，算力安全而非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各国第一考量。算力安全的基础设施是PC、服务器等ICT硬件设备，是整个算力产业链的最上游，各国要保障算力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首先要有一批优秀的PC、服务器设备提供商。这样，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不仅能保障粮食、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还可以通过一批卓越的ICT制造业企业，从最上游强化算力设备的供给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度，最终也将算力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需要指出的是，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的全面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海外布局和停止对外开放，而是国家要通过更富有前瞻性、稳定性的对外开放政策，企业要通过更加专业化、数字化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创造更具有柔韧性和动态化的供应链体系。因此这需要我们从外交政策上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从管理技术上深化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的应用，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维护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新一轮稳增长政策周期下，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有何深意？

疫情发生两年以来，中国经济凭借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效，率先复工复产，经济率先复苏回暖，成为2020年经济唯一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2021年也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增速的成绩。但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出现疲弱现象，2021年第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到了4％，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罕见的变为负数，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行区间，各项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时隔一年多未提的“六稳”、“六保”又重回政策桌面。结合各种矛盾和风险交织的外部环境，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比较大。

按照过去沿袭的思路，稳定增长的药方就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总量政策组合，也就是一手央行货币放水释放流动性，一手地方政府发债上项目。但是这一轮稳增长周期，只靠这样的刺激需求的总量政策恐怕效果不佳。这是因为，第一，当前的货币并非不宽松，利率本就较低，继续降息的空间有限，在潜在的通胀压力下，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不大，效果也不明显。当前需要的不是宽货币，而是宽信用，但在当前的“三重压力”下，信用很难重振。第二，在债务约束和土地市场萎靡的形势下，加上基础设施的增量投资项目也越来越有限，财政政策发力的空间也不大。第三，当前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既要有GDP和就业，还要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共同富裕，要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要保证全社会的杠杆率不要升的太快，这些稳增长之外的要求也让单纯的总量政策捉襟见肘、难以胜任。今年确定5．5％的GDP增长目标，掰着手指头算：即使消费占大头贡献3．5％，剩下两个百分点由投资和净出口承担，的确压力很大。要知道，去年第四季度投资对GDP增长是拖后腿0．5％的，在房地产民企投资萎靡不振的情况下重振投资的确很难。再考虑到国内疫情反复，国外疫情相对缓和后其他国家的供给开始修复，以及去年的高基数，5．5％的目标的确有点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一轮稳增长周期中，继续采用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已经很难，而且通胀、泡沫、贫富分化等副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这一轮稳增长，应该超越宏观总量政策，从中观供应链产业链的视角发力，通过保链稳链来保经济稳经济。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成熟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已经形成了诸多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可以说是“链式经济”特征比较明显，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纵深优势所在，这在其他中小型国家是不具备的。稳增长阶段承载绝大多数就业的中小企业至关重要，而中小企业往往对供应链具有高度的依赖，因此只有供应链产业链稳定了，中小企业才能稳定，供给体系才能稳定，继而就业和物价才能稳定。从中观供应链产业链着力的好处还有一个，那就是能打通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的传导，将宏观的“稳”与微观的“活”链接在一起，通过宏观的环境稳定为微观的主体活力提供保障，通过微观的主体活力为宏观的环境稳定提供支撑。大变局、大乱局之下，很多海外制造业企业要转移出中国，但事后发现都不理想，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反而在增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制造业是一个产业链，转移一个企业容易，但是转移一个产业链非常难。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来自于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纵深。因此可以说外部乱局和内部困局之下，保卫供应链安全就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

这是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的深意所在。为什么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原因是龙头企业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学界一般称之为“链长”。以龙头企业为主保链稳链的好处是，第一，龙头企业是整个链条的“七寸”，只有龙头企业能够安全稳定，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才会安全稳定，否则群龙无首，供应链断裂，树倒猢狲散。第二，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实力，可以较充足的预算来搞研发，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和技术升级，链上的中小企业也会跟着向“专精特新”转型，这叫技术和知识在产业链上的“外溢效应”。比如联想集团生产制造类供应链上，被认证的专精特新企业达到35家，另外还有多家高科技企业在合作中向专精特新迈进。龙头企业在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进程上，较中小企业也更有资源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着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第三，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能力，这个是链上的中小企业所不具备的。龙头企业拓宽海外渠道后，势必会给本国的中小企业供应商带来业务订单，整个供应链都充满了活力。比如联想集团的PC产品系列，大部分销往海外，占全球市场份额近四分之一，这些海外订单通过联想集团所在的供应链，向广大中小企业分发传递，带来了更多的产出和就业。第四，政策资源是有限的，很难面面俱到的滴灌到所有的中小企业，可以发挥龙头企业的集聚效应、杠杆效应、乘数效应，以有限的政策资源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当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稳增长的过程中，已经改变了过去没有重点一把抓的做法，转变为通过龙头企业吸引形成产业集群的方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各地政府借鉴。比如联想集团自2011年在合肥落地后，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影响力，邀请全国各地的供应商伙伴考察安徽投资环境，积极地为合作伙伴争取更多政策支持，目前已经有70多家上下游合作伙伴落户在合肥及周边。这种通过核心企业招商引资在区域内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又优化了产业结构。

四、全球危局下的中国供应链保卫战：基本方略

全球危局之下，中国如何打好这场战役，保卫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思路。过去几年，中国发动了“扶贫、环保、防风险”三大攻坚战，旨在解决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过去不断施行总量宽松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我们从疫情开始后就建议开启“供应链保卫战”，俄乌冲突后这场战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中国供应链稳定保卫战，我们认为要采取以下五大基本方略：

第一，树立主场保链思维，建立“以我为主”的供应链产业链布局理念。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各类产品还未形成规模、企业跨国经营能力还比较弱的时候，长期以来“两头在外”：上游的能源、技术供应和下游的市场消费端都在海外，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一直处于“受制于人”的“客场”状态。现在，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工业门类越来越齐全，贸易地位越来越重要，外贸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15％，是1958年以来全球单一经济体的最高份额。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逐渐从“客场”转向“主场”，从“受制于人”转向“以我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各个领域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经营，很多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但是也不得承认，中国在全球应链中的重要性已经非昔日可比，在某些产品方面可以说是具有系统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下树立主场保链的思维，关键要做到两点：一是加快核心技术研发，成为关键技术的主场；二是深化市场改革，成为市场需求的主场。牢牢抓住这两点，就可以做到全球化的下半场是“以我为主”的主场。

第二，树立生态稳链思维，构建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我们说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并不是说链条上的其它中小企业不重要，所有的主体都是相互依存、互为共生的关系，就像一条生态链。一个生态链条里有能影响全局的大物种，也有围绕在周围的小物种，产业链里面也是如此，有处于核心位置的龙头企业，我们称之为“链主”、“链长”，更多的是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在保链稳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大链主守正，小链企出奇”，通过龙头企业在技术、资金、信息、品牌等领域的溢出效应，推动整个生态链的进化。生态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柔韧性，因此提高产业链生态化程度后可以较好地吸收外部冲击，以产业内生的力量来维护安全和稳定。

第三，树立科技兴链思维，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构建“工业互联网＋数字供应链”。全球乱局一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科技的进步，形成了新一轮数字化浪潮。疫情阻碍的是线下的接触，但对线上数字世界却没有影响。数字化在产业链中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互联网，在供应链中的应用是数字供应链。通过工业互联网＋数字供应链，加上当前快速迭代的元宇宙技术，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抵御疫情等线下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在另一方面提高工厂的智能化水平和供应链的敏捷管理能力，让生产更加“聪明”，让供应链更加“柔韧”。随着数字科技的深入应用，原本大乱局中遭到伤害有些收缩和本土化的供应链，可以在AR、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下重新复兴，在保持稳定安全的同时继续发挥出全球供应链的效率优势。但是当前，中国供应链的数字化程度与世界相比还不够高，在当前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乱局下数字安全和算力安全的保障能力还不够强。前面提到的Gartner全球供应链25强，中国只有阿里巴巴和联想集团两家入选。可见，中国要构建强大的数字供应链和数据算力安全体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充足实力的算力设备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这些龙头企业来“保链强链”。

第四，树立集群强链思维，发挥大国经济的统一大市场和地方产业集群优势。要利用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来护链稳链，主要利用两点：一是挖掘出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的潜力，让中国不仅成为制造基地的世界工厂，还要成为主要商品的消费市场，这是“以我为主”和“主场”角色的底气。二是利用大国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和比较优势，形成不同的产业链集群，以纵横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参与全球竞争。大乱局之下，产业链集群是抱团取暖的一种形式，但只有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具有产业纵深和市场广度的大国才能有效地利用。通过发挥产业链集群内部的产业集聚和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可以更好地提高产业链的国内覆盖率，进而提高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程度。

第五，树立开放拓链思维，以积极的心态推动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我们有足够的制度优势和资源条件来实现保链稳链，但是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依然离不开全球市场，很多关键技术、战略能源、核心要素等还需要利用海外资源，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与西方发达工业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稀缺原料和核心技术短期内难以替代，原本“需求收缩”的国内市场也无法在短期内承载本已过剩的产能。加快自主研发和挖掘国内市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格局，继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巩固和拓展海外市场份额，形成强大的跨国经营和国际贸易及资本运作能力，在大乱局中能继续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所有这一切需要一个稳定友好的国际环境来推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因为系统论告诉我们，封闭系统是最不稳定的，只有不断吸收外部能量来对抗“熵增”的开放系统，才能保持长期动态的稳定。

五、供应链保卫战是预期之战，乱局之下需稳定企业和企业家预期，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维稳统一战线

保链稳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良好的产业环境、市场环境，还需要友好的政策预期引导，形成有利于企业和企业家发挥的营商环境。可以说，产业链供应链要稳，需要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稳，而这最终需要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要稳。如果营商环境不够友好，甚至是社会中充斥各种对民营和外资企业不够友好的思潮，企业家缺乏长期投资和经营的信心和计划，那么供应链产业链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稳定。可以说，最近几年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不稳定和外迁的情形，与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层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将“预期转弱”作为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之一，实际上就是指企业和企业家的信心问题。如果企业对未来的产业政策环境和产品的市场前景没有信心，怎么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和有利于创新的资本支出，这些问题势必会给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的中观视角，但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由一家家上下游企业串联在一起才形成了链。产业链供应链也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由一家家具体的不同类型的企业构成的，这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微观基础。可以说，只有从微观层面去认识这场保卫战，首先要保障微观基础的稳定，才能保障中观链条上的稳定。自大疫情以来，外部的大变局、大乱局对中国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产生较大的扰动，最近几年一些怀疑市场化、质疑企业家的社会思潮开始涌现，让那些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国际资本整合的跨国公司、集团无所适从。而这些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又至关重要，一旦这些龙头企业出现问题，附着在链上的千百家中小企业也会出问题，进而引发进一步的经济下行和失业压力。

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供应链安全保卫战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调动各类制度资源和技术资源，尤其是继续调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积极性，这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的本质要求。基于这种认识，横跨区域间、联接国内外、打通上下游、融合线上下的龙头企业至关重要。这些经历过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管理、技术经验尤其是跨国经营和国际往来经验的龙头企业，是需要我们倍加珍视的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对他们的无端指摘都是对供应链安全保卫战统一战线的破坏，也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破坏。在当前外部面临全球大乱局，内部面对“三重压力”的严峻形势下，这些龙头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担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这些看似一条条抽象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担负着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还担负着这些链上千百个中小企业的生存和亿万个人员的就业及背后的无数个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华为、联想，他们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乱局中，在各种不利的国内外环境挑战下，为了中国经济的岁月静好、山河无恙，一直隐忍自强、负重前行。

（THE END）

       原文标题 : 赵建：全球危局与供应链保卫战——中国处境与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