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早晨，数十辆公共汽车停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一群低矮的蓝色建筑旁。身着五颜六色传统服饰的女性们从车上下来，杜帕塔头巾在热浪中翻滚，她们穿过木槿灌木丛，穿过写着“我们的目标是零事故”的海报，然后走进蓝色的建筑。

这是富士康位于斯里城的手机工厂换班的情景。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涌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女性。21岁、身材苗条的Jennifer Jayadas就是其中之一，她住在几英里外一间没有自来水的两居室。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顿免费的咖喱煎饼早餐后，她戴上一顶格子白帽、围裙衬衫、防静电鞋和小手指手套，然后到达自己位于测试站的工位。她要在这里一直工作8个小时，负责确保音量、振动和其他通话功能正常运行。她说：“智能手机过去基本是中国制造的，现在是印度。”

四年前，富士康（又称鸿海科技集团）开设了第一家印度工厂。目前富士康在印度经营两家装配厂，并计划进行扩建以及新增设两家工厂。由于这家总部位于中国台北的企业希望使其业务更分散，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因而印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Josh Foulger表示：“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一条商业的黄金法则，我们必须找到可行并且可靠的替代品。显然，替代品的选址必须具有竞争力。我们不能把手机制造工厂设立在墨西哥，也许这个做法10年前可行，但10年后的今天根本行不通。”

现年48岁的Foulger在金奈长大，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回到印度前他曾为诺基亚创办制造工厂。四年前，他加入富士康，帮助创始人郭台铭在目前全球智能手机发展最快的印度市场建立装配厂。

2015年，富士康在斯里城开设了第一家印度工厂。斯里城是一个经济特区，货物可以有限地进出口，同时允许外国公司生产从尿布到火车车厢的所有产品。富士康工厂大约雇用了1．5万名工人（其中约90％为女性）为包括当地畅销的小米手机在内的各个制造商进行产品组装。最近几个月，工人开始测试和组装苹果的iPhone X。据悉，iPhone X将首先在印度销售，随后出口至其他各国。

2017年，第二家智能手机工厂在Sriperumbudur产业园建立，距离第一家工厂约两小时车程。第二家工厂雇佣了1．2万名员工并且采用部分自动化技术。Foulger说：“到2023年，两个工厂都会扩建，并且还要新增设两家工厂。”

目前富士康的部分零件仍然在中国制造，但未来有望在印度当地生产显示器和印刷电路板。Foulger正在不懈努力，使公司的市场份额达到印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三分之一，并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10％（目前占全球市场份额2．5％）。因此，他计划新增其他产品生产线，例如亚马逊Echo音箱。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印度制造主要服务于印度市场，但很快，印度制造会走向世界。”

这位身材魁梧、蓄着胡子的印度高管坐在办公室里俯瞰着Sriperumbudur工厂的忙碌，并指出了印度的优势：只有中国一半的劳动力成本；包括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在内的大量劳动力；急需帮助的政府。

他们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之间有一笔“交易”：印度政府面临着降低目前已超过6％的失业率的压力。印度政府实施四年之久的“印度制造”政策旨在通过激励外国公司在当地开设工厂，将印度转变为制造业大国。印度通信与电子协会会长Pankaj Mahindroo表示：“这一政策计划在2024年前将印度250亿美元的手机制造业市场扩大至4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来源于出口市场。”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根据该协会的说法，“印度制造”实施后，仅创造了70万个电子制造业工作岗位。工业设计人员等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缺乏制造电池、半导体和处理器等关键零件的供应商。Gartner India的高级研究主管Anshul Gupta认为：“印度的火候还不够，但已经逐渐形成体系了。印度可以提高自身的制造力。”

富士康是中国转型为制造巨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郭台铭告诉莫迪，富士康可以帮助印度这样做。但中国花了3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一目标。北京研究公司Trivium China的创始合伙人Andrew Polk表示：“中国的优势在于其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使成本生产相当低，他们在此基础上大力投资物流和运输。即使他们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消失，他们也已经投资了流程和系统，因此仍然能够大规模地高效生产，并将产品推向市场。”

赶超中国需要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大力投资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Polk说：“当中国这么做时，全球供应链是支离破碎的，但中国只有一个。印度不仅必须正确决策，还必须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超过中国。”中国发展的优势还得益于不必过分担心环境影响。“由于对气候变化担忧的日益增长，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了，”他表示。

作为在印度等地从事供应链工作20年的资深人士，Foulger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些挑战。他说：“我可以盘盘我的胡子说，‘印度可以复制中国’，但现实是，我们有弊端。”州政府为Sriperumbudur产业园的工厂提供土地、水和电力连接，富士康、戴尔、伟创力等公司联合起来，建造了自己的工业园区。即使如此，由于金奈市和附近地区严重缺水，Foulger仍然需要为数千名工人解决用水问题。

Foulger很早就决定雇佣大量女性工人。女工在中国很常见，但在印度却很少见，印度的农村妇女通常无偿从事家务或农活。四年前，地方政府和法院进行了干预，在这之前，该地区的妇女甚至不允许在工厂工作。

这一想法来源于Foulger的母亲，她说服他给女性一个机会。Foulger的母亲是一位老师，她的学生大多背景贫困，她表示，女性好奇、刻苦和坚韧，但家庭情况剥夺了她们上大学的机会。许多人被迫早早就业，或者在年轻时被迫结婚和抚养子女。

Foulger表示，由于大多数印度制造商更喜欢招聘男性，因此获取招聘对象轻而易举。但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例如，空调必须调高到26度，因为女工从未用过空调。一位经理提出了卫生的问题，Foulger起初犹豫不决。他很好奇女性入职后人们会产生怎样的看法？尽管如此，他还是听取了建议，在卫生间安装了卫生巾分配器。Foulger还必须为女工支付额外的安保费用，并为家较远的工人提供接送和住宿。但他认为，这些额外支出非常值得，因为“女性工作努力，并对得到的工作机会心存感激”。

多年来，富士康一直因其中国工厂的艰苦工作条件广受批评。本世纪初，一连串年轻农民工自杀事件震惊全球，促使公司设立帮扶热线、增加薪酬并安装安全网预防跳楼。今年8月，由于一家劳工组织称其削减工资并藐视法律来应对不断上升的美国关税，富士康解雇了一家中国工厂的两名高管，该家工厂主要为亚马逊装配设备。

富士康在印度设立的两家工厂并没有血汗工厂的迹象。但工人大多抱怨工作单调乏味。从他们进入车间的那一刻直至八小时轮班结束，工作无情地循环重复。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每天的生产目标。女工们一排一排地组装每部手机，检查是否存在明显缺陷。24岁的Shivparvati Kallivettu每天都在测试手机的音频、检查电池和SIM卡托盘。她解释说，她每天主要的休息时间就是每天早上和四个好朋友一起在工厂食堂吃早餐。

大多数在工厂工作的女性都有明确的目标，比如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或者还清家庭债务。工资使他们脱离贫困线。Jayadas每月收入约9000卢比（130美元，约为中国工厂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每天可以免费乘坐公司的公共汽车和吃两顿营养的饭菜。为了避免工作单调乏味，公司在生产线的测试、包装和组装部分至少教授了10项技能，这样他们就可以轮流从事不同的工作。尽管如此，许多工人仍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最近，400名女工缺席日常轮班。管理人员发现，她们都参加了政府的教师招聘考试——这份工作的薪水只有富士康的三分之一，但却提供了看似不实际的补偿。

下班后，Jayadas坐上公共汽车，下午4点前到家。她帮忙做好饭后，从街边的水龙头里打12桶水满足家庭的日常需求。她的父亲修理收音机和DVD播放器，收入微薄而且不稳定，她的全部工资都交给了父母。Jayadas指着脆弱的屋顶和破旧的墙壁说：“首先房子必须修好，然后我想存钱做美容。”